碳排放空間

碳中和、碳交易是從組織、個體權利、義務層面逐步規范對碳排放的責任權限，并從全球社會經濟發展角度，探索一種可以在可持續發展同時，實現同自然和諧共處的方式。

這種模式將決定未來世界經濟的競爭格局。能更早適應這種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國家，也將在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企業同樣存在這種問題，轉型伴隨著陣痛，但是隨著公司業務調整將發現更多發展空間的藍海，碳排放空間的競爭就是未來競爭的核心要素之一。

（1）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碳排放權分配數額差異較大，其中云南、四川、黑龍江依次占據前3位，其配額均超過了10×108t，分別為14.209×108t、13.694×108t、11.704×108t。

與此對應，寧夏配額最少，僅為0.382×108t，山西、新疆依次排在倒數二、三位，分別為0.591×108t、0.669×108t。 

（2）14個地區的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表現為盈余狀態，其中以云南最高，根據原因差異可大致分為“低排放、高配額”“低排放、低配額”以及“高排放、高配額”等三類不同地區。

其他16個地區均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欠缺，結合數值差異可劃分為以江蘇等4地為代表的輕度欠缺地區，以天津等7地為代表的中度欠缺地區，以及以遼寧等5地為代表的重度欠缺地區。 

（3）在16個碳排放權欠缺地區中，浙江、天津、山東等3地所具備的碳減排潛力要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處于領先水平；福建、重慶、安徽等7地的減排目標實現潛力處于居中水平；而甘肅、內蒙古、貴州等6地所呈現出的碳減排潛力相對較小。

進一步分析表明，各地區碳減排潛力與其碳排放權欠缺量之間雖表現出了一定趨同性但并非完全一致。 

全文如下：

01

介紹 

近年來，由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所導致的氣候變暖對全球生態環境帶來了極大破壞，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疾病傳播。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參與者，中國早在《巴黎協定》簽訂之前就已向世界各國公布了未來的減排計劃。 

有鑒于減排工作重要性的不斷凸現，近年來有不少學者立足于中國碳排放問題展開深度探討。

通過對文獻梳理，作者發現目前關于中國碳排放問題的研究已較為系統，基本涵蓋了各個方面，所得出的相關結論也為逐步完善我國碳排放抑或碳減排問題的研究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但同時，現有研究也存在著一定不足，重點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雖然也有學者探討過碳排放權的省域分配問題，但在指標體系的構建上卻更傾向于各類社會經濟指標，而忽視了以林業、農業等為代表的生態功能指標。

二是在完成碳排放權省域分配之后，對表現出欠缺特征的地區缺少深度分析。

正是基于此，文章重新構建碳排放權區域分配指標體系，并以此為基礎完成碳排放權的省域分配；然后從中識別出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欠缺地區并對各自碳減排潛力進行綜合評估。 

02

研究方法

為了實現預期研究目標，文章采用多種分析方法。

首先，通過查閱有效文獻、咨詢領域內相關專家的方式完成碳排放權區域分配指標體系的構建，并利用熵值法確定各指標權重；

同時利用k-均值法對30個省級行政區展開聚類分組。

然后，在完成2017—2030年碳排放權有效測度的基礎上，借助區組間碳排放權分配方法和影子價格模型實現對30個省級行政區碳排放權數量的分配，并以2017年為例計算出各地區碳排放權的初始空間余額，且從中識別出盈余地區和欠缺地區。最后，對于碳排放權欠缺地區，科學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并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完成對各自碳減排潛力的綜合評估。 

03

結果分析 

3.1 中國碳排放權區域分配及初始空間余額

其中，云南、四川、黑龍江、北京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要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可歸為“充分盈余”地區。

河南、江西、湖北、廣西、上海、吉林等6地依次排在5~10位，可歸為“中度盈余”地區。

除此之外，海南、青海、廣東、江蘇等4地也表現出了一定空間盈余特征，但余額數量較低，可歸為“略微盈余”地區。

從總體區域分布來看，東、中、西部均有涉及，根據成因差異可大致分為三類：

（1）以京、滬、贛、桂、川、滇等6地為代表的“低排放、高配額”地區，這些地區或自身能耗水平較低、或能源利用結構相對合理，客觀上促使各自碳排放量處于較低水平。

（2）以吉、瓊、青等3地為代表的“低排放、低配額”地區，各自相對較小的經濟體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對能源的消耗，進而使其碳排放量處于較低水平。

（3）以黑、蘇、豫、鄂、粵等5地為代表的“高排放、高配額”地區，各地二、三產業能源消耗數量巨大，且均為農業生產大省，由此導致其碳排放量居高不下。 

其他16個地區的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均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欠缺，而根據各自的欠缺程度可將其劃分為三類：

（1）輕度欠缺地區，包含浙江、安徽、福建、重慶等4地。

其中浙、皖二地屬于典型的“高排放、高配額”地區，其理論配額為當前碳排放量的90%甚至以上，所面臨的減排壓力可能相對較小；

閩、渝二地碳排放權配額與當前碳排放量均屬于較低水平，經濟發展層次在全國居于中等水平，各自減排工作均面臨一定壓力。

（2）中度欠缺地區，包含天津、內蒙古、湖南、貴州、陜西、甘肅、寧夏等7地，除天津外均為我國中西部省區。

其中，內蒙古、陜西的能源利用結構相對單一，客觀導致各自碳排放量處于較高水平；

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區均表現出“低排放、低配額”特征，且前者數量要明顯少于后者，各自碳排放權理論配額均不及其碳排放量的50%，面臨較大減排壓力。

（3）重度欠缺地區，包含河北、山西、遼寧、山東、新疆等5地，都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高排放、低配額”特征。從目前境況來看均面臨極為嚴重的碳排放赤字，高耗能源的廣泛利用是導致其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關鍵動因，而各自林木資源蓄積量的相對欠缺又極大制約了其碳排放權的分配。 

3.2 碳排放權欠缺地區碳減排潛力綜合評估 

從圖1中不難發現，浙江、天津、山東等3地的綜合評分要明顯高于其他13個地區，表明它們減排潛力較大，未來所面臨的碳減排壓力相對較小，就區域分布而言均位于我國東部。

福建、重慶、安徽、湖南、遼寧、陜西、河北等7地依次排在4~10位，評分介于55~80之間，這些地區的減排目標實現潛力在16個碳排權欠缺省份中處于居中水平，主要分布于我國中部。

甘肅、內蒙古、貴州、山西、寧夏、新疆等6地綜合評分均在45以下，依次排在11~16位，上述地區所呈現出的碳減排潛力相對較小，其中除山西之外均為我國西部省（自治區）。 

結論

通過分析，主要得出以下幾方面結論：

（1）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碳排放權分配數額差異較大，其中云南、四川、黑龍江依次占據前3位，其配額均超過了10×108t，分別為14.209×108t、13.694×108t、11.704×108t。與此對應，寧夏配額最少，僅為0.382×108t，山西、新疆依次排在倒數二、三位，分別為0.591×108t、0.669×108t。

（2）14個地區的碳排放權初始空間余額表現為盈余狀態，其中以云南最高，根據原因差異可大致分為“低排放、高配額”“低排放、低配額”以及“高排放、高配額”等三類不同地區。其他16個地區均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欠缺，結合數值差異可劃分為以江蘇等4地為代表的輕度欠缺地區，以天津等7地為代表的中度欠缺地區，以及以遼寧等5地為代表的重度欠缺地區。

（3）在16個碳排放權欠缺地區中，浙江、天津、山東等3地所具備的碳減排潛力要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處于領先水平；

福建、重慶、安徽等7地的減排目標實現潛力處于居中水平；

而甘肅、內蒙古、貴州等6地所呈現出的碳減排潛力相對較小。

進一步分析表明，各地區碳減排潛力與其碳排放權欠缺量之間雖表現出了一定趨同性但并非完全一致。 

（來源：田云,林子娟.巴黎協定下中國碳排放權省域分配及減排潛力評估研究[J].自然資源學報,2021,36(04):921-933. 轉自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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